任继周院士等：中国急需从大陆农业转型跨海农业
发布时间：2024-07-25
任继周，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他2014 年率先在兰州大学开设《农业伦理学》系列讲座，创建了中国“农业伦理学”学科。并在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和扩大学科影响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近日，任继周院士与农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焦宏等合作撰写文章《中国急需从大陆农业转型跨海农业》，从农业伦理学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从“自给自足”的大陆农业转型到“共给共足”的跨海农业，提出以中国为本体，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建设世界农业共同体的观点。《中国农业科学》特开辟“专家观点”栏目刊发此文，希望这一学术观点能够引起业界的关注，并引发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为我国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思路。中国急需从大陆农业转型跨海农业
任继周1、焦宏1、杨瑞雪2、胥刚1、赵安1
1.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试验室；2.农民日报社
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主要从事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系统发展史、农业伦理学等方向的研究。
焦宏，农民日报社秘书长，高级记者，主要从事三农政策与实践、三农新闻传播发展趋势与规律、农牧行业舆情等方面的研究。
杨瑞雪，农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粮食安全、农耕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胥刚，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草地农业系统分析等方向的研究。
赵安，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农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任继周, 焦宏, 杨瑞雪, 胥刚, 赵安. 中国急需从大陆农业转型跨海农业 [J]. 中国农业科学, 2024, 57(13): 2698-2702.
中国凭借特殊地理优势，建立了大陆型农业国家。国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自秦汉至明朝人口从未超过8 000万，号称“地大物博”。但到19世纪乾隆年间，人口骤增至4亿，国土面积已感狭蹙。新中国建国初期，人口为6.5亿，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为 14.4亿。人均水土资源仅为世界水平的1/3到1/4，已属资源贫国。仅靠国内资源求得温饱已属不易，更难得小康水平。尽管科技创新有巨大潜力，但水土资源短缺的困境已迫在眉睫。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农业文明与世界工业文明相撞的历史悲剧，提醒我们要突破陆地农业养成的“海内即天下”的思维惯势，要扬帆出海。从“自给自足”的大陆农业转型为“共给共足”的跨海农业，建立以中国为本体，利用世界农业资源的世界农业共同体。中国急需建立将大陆农业转型为跨海农业的长远国策；建设全球农业数据库以应对国际食物市场需求变化；精准适时调整国内农业结构以减少国际贸易风险；尽早作出我国农业的全球战略部署。我国是一个农耕文化传统极其深厚的农业大国，它在东亚大陆一隅特定的封闭环境中，创造了独特的农耕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载诸史册，已为人所共知。但我国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于19世纪初不期而遇时，却暴露了时代性的巨大差距。在西方工商文明的沉重打击下，形同泥足巨人。遭受残酷凌虐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给我们造成难以忘怀的创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前30年从卵到蛹，后40年从蛹化蝶的更新蜕变，“巨人”开始了急速奔驰，短时间内获取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物质成果，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工业化道路。然而，农业“巨人”的农耕文明已经难以与后工业化时代相融合。如在物质与精神上全面比肩于发达国家，跃上农业现代化的最后台阶，即亟需走出封闭的大陆农业，需补上跨海农业这一课，扬帆出海，融入全球工商文明系统，建立跨海农业系统，以全球农业资源建设全球农业系统，走“共给共足”的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农业基础[1]。地理是历史的底座，我国大陆农业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僻处欧亚大陆的一隅，东南两面有大海环绕，西北两面有高山和大漠卫峙，总体呈现出半封闭的特征。自北而南有辽河、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横贯大陆，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人口相对集中，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农业发展福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视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半岛海岸线长，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优渥，岛内多山，土壤贫瘠不宜农耕。因此，希腊更多的是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通过沿海各国之间便利的航海交通发展海上贸易，赚取比粮食作物更大的利润。古希腊文明呈现出外向型的海洋特征，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工商业文明，成为欧美诸国发展的滥觞。独特的地理因素使得中国易于形成并保持统一的政治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大陆农业。自秦始皇结束战国时代的地方割据以后，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国家大本，食足为先”，农业不仅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是巩固封建政权的政治基础。中国古代历代政权均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最早源自战国初期管仲的“耕战论”。商鞅将管仲的耕战思想加以发展，他将耕战论发展为举国战争体系，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其核心是施行“垦草”种粮，国力大盛，进而统一“海内”，建立了大陆型皇权帝国。汉代把适应耕战要求的农业凝练为“辟土殖谷曰农”，完善了重农耕、轻工贸的农耕文明，并成为当时封建农业大国的强大基石[2]。大陆农业作为农耕文明的载体从此扎根中国，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毋庸置疑，农耕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过独特贡献，中华帝国物质和精神财富一度为全球翘楚，东亚各国以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诸国无不臣服于中国。但随着大陆农业的发展，“硬币”的另一面逐渐显现[3]。农耕文明基本成熟之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的普遍落后，使得大陆农业虽然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但容易逐渐丧失自我丕变的压力，自我满足，睥睨“四夷”。大陆农业系统人与土地紧密相连，安土重迁，紧紧牢守故土。天圆地方，日月循环，人们日复一日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垦殖，除了期盼风调雨顺，通过精耕细作提高收成外，传统种植经验和农耕智慧至关重要，因此，农民为提高自己生存率，不得不将安于现状、保守传统、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融入血液，导致大陆农业慢慢蜕变成一种丧失了进取心的封闭式文明。于是自大、封闭、静态的世界观逐渐蒙住了“巨人”的双眼。虽经草原民族频繁入侵，引发短期阵痛，只显得波纹乍起，旋即消弭于农耕文明的深潭中。当它与工商文明不期而遇，遭受冲击时显得手足无措，毫无章法。清末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发生于同时。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序幕。随着全球化“齿轮”的转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完成后，欧美列强纷纷出海寻求出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日两国与工商文明迎头相撞，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日本从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清朝1861年起开始了洋务运动，但结果迥然不同。直到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而一蹶不振，而日本却一跃为世界强国。两者胜负之差何在?事实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着鲜明差异，由重封闭到重开放；由重亲情到重契约；由重自足到重交流；由重“海内”到重“海外”……，农业时代的“主题”已成为工业时代的“副题”，而“副题”就是艰难打破农业时代土地的局限，缓慢延伸到工商为特征的工业时代，社会由此进入工商文明。日本也曾是农业国，但国土狭蹙，诸侯林立，虽然处于地方幕府割据状况，但人与土地的粘合力相对薄弱。当社会精英一旦与社会上层结合，号召向先进的欧美学习，日本便抛弃农耕文明的东亚，转向工商文明的欧美，轻身“脱亚入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国门初开时就拿到了开启工商文明的“密钥”，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明治维新”的灵魂人物福泽谕吉在《日本亦能成为富国》一文中写道：“唯扩大贸易求富于整个世界市场”“我辈当可断言，使我日本之富实文明与欧美诸国比肩甚为简单，即只需扩大贸易”。由此，日本脱离以大唐模式为基础，土地割据的幕府体制，扬帆出海，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被视为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通过贸易立国的战略，大力发展工业、扩大出口，求富于整个世界市场。与日本有着先天不同，清朝政治上皇权专制、经济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认为是对外国的特别恩赐”[4]。面对“三千余年未有之一大变局”[4]，清朝虽然开始了洋务运动，但这是一场必然失败的运动。因为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鼎力支持者，所抱持的信念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离不开陆地“农耕文明”的窠臼。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无疑带来社会发展的停滞。大陆农业这个家底，在清朝已经薄如一锅“稀粥”。明朝以前，中国人口不曾突破8 000万，号称地大物博。清朝乾隆年间人口骤增至4亿，虽然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党晓红在《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中测算，历代粮食大致人均占有量，嘉庆初年为390千克，仅比春秋战国时期略高[5]。肇始于明朝的“闭关锁国”更是贻害无穷。宋元时代海上贸易盛况空前，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明朝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清朝海禁更严，实施空前绝后的“迁海令”[6]。本该是生气勃勃、人财两旺的陆海界面，却被残酷而愚昧的清庭糟蹋成“烹人锅”2(2“烹人锅”出自晚清诗人黄遵宪的诗歌《番客篇》，原句“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锅?”，意指清廷对南洋归国侨民的残酷迫害。)，将陆海界面的权益拱手相让。“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工商业及金融业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7]。从17世纪开始，华夏民族不断受到来自海外的工贸文明凌虐，辗转挣扎于工业丛林法则的重压之下，历时一个半世纪之久。“中国速度”将西方300年的光阴缩短为新中国建立后的70年。但文化的发展无论快慢，都是步履相继的文化 “蜕变”。我们带着农耕文明伦理观的积淀，经过快速工业化而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却没有来得及养成工商文明应有的精神内涵，以耕战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已经难以与后工业化时代相融合。农耕文明时期“海内”即“天下”，农业生产强调封闭式自给。后工业化时代，各地交往频繁，洋流所到之处，无远弗届，农产品的世界交流应属常态。后工业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这意味着我们要从“自给农业”到“共给农业”，从旧“世界大同”到新“世界村共同体”。在农业伦理学的语境中，农业生态系统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就是开放过程。不同的生态系统需要打破封闭，通过彼此界面实现势能的流通交换，由此引发一次系统升级，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系统的生产力，实现系统耦合。我们可从不同农业生态系统的开放程度来判定其发展程度，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级别的高低，从而指认其农业现代化的基准线[3]。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提高到全新的高度，大陆农业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大陆农业的系统耦合生产力已濒临极限，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趋紧，部分政策杠杆的断裂之声已清晰可闻。曾长期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农业水土资源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到1/4，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生产了约世界1/4的粮食，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按国际通例，人均耕地面积小于0.12 hm2的国家（如中国）应为农产品进口为主的国家，人均耕地介于0.12—0.26 hm2 的国家（如德国）是农产品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国家，人均耕地大于0.26 hm2 的国家（如美国）是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我国以当前水土资源论，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已属不易。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只能从“望洋兴叹”到“出洋扬帆”[1]。“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中国成立后，陆海界面的权益逐渐回归到自己手中，成为我国振兴之路的指向标，但其潜在的能量远不止于此。无论是否受本土农业水土资源贫乏的限制，只有实现大陆农业系统与跨海农业系统的系统耦合，才能走到我国农业系统开放的机遇顶极。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伦理基准线已清晰可见，就是陆海界面的充分开放，由大陆农业向跨海农业转型，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出路。这并非无先例可循。比如荷兰，虽是陆地资源奇缺的国家，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农产品出口大国，其重要因素就是依靠举世闻名的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港口的优越陆海界面，放手大进大出，堪称跨海农业的典范。又如日本，二战后大力经营陆海界面，建设谷物贸易公司，经营以大豆、玉米、稻米、小麦为主的多种谷物，大肆开展全球谷物贸易。尤其发人深思的是，日本虽不产大豆，但我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居然有20%以上是来自于日本的农贸公司[1]。首先，我们应突破大陆农业 “海内即天下”的思维惯势，放眼全球，以中国为本体，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建设世界农业。为此，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4.1 将大陆农业转为跨海农业作为长远国策。在我国大开国门的既定国策基础上，下大决心，做大决策，将有关职能机构做大幅度调整。如我国农业管理部门应改变只管生产不管流通，只管国内不管国外的传统。应把适度经营国外农业视同国内的基本任务。4.2 建设全球农业数据库。参与世界农业市场博弈，必须建立全球型大数据，做到知己知彼。掌握国内与国际大食物链的年际及年代际供求规律，以精准应对国际食物市场的需求。尤其需建立人用食物当量与畜禽用食物当量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动态资料[8]。4.3 精准适时调整国内农业结构，将国内广大腹地农业作为跨海农业的缓冲带，与跨海农业互相支援，以减少国际贸易动荡风险。4.4 以历史唯物论的长远目标，布局中国农业水土资源。中国应着手全球农业资源的历史性战略部署，以系统耦合的方式，走“共给共足”的跨海农业之路。中国永远不会觊觎他国领土，但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系统耦合，是构建人类共同体发展所必需。切勿重蹈错失发展良机，以致延误工业化进程的惨痛悲剧。历史、现实和未来，不断昭示我们，坚决摆脱“海内即天下”的眼界局限，调整农业管理系统，挣脱大陆农业的束缚，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扬帆出海，建立崭新的跨海农业，应是我辈不容忽视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草堂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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