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业市场是典型的生产滞后性市场，受生长周期、供需等因素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经常出现规律性的周期性波动，在生猪、肉鸡、肉牛等家畜研究领域中很早就有周期研究的报道（Rausser and Cargill，1970；Chavas，2000；Waugh and Miller，1970），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猪周期现象，受到广泛的研究报道。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即报道了猪周期现象，认为是由于生猪繁殖和生产决策的滞后，导致生猪生产和价格出现3～4年的周期性波动（Coase and Fowler，1935；Dawson，2009）。

目前国内外研究和生产中关于奶牛养殖周期或者生鲜乳生产周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有研究分析了2007—2014年国际牧场联盟（International Farm Comparison Network，IFCN）的乳制品价格波动，认为产业可能存在周期性的循环（Hansen and Li，2017）；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市场上奶价波动存在3年左右的周期震荡行为（Nicholson and Stephenson，2015；Bergmann et al.，2015）。因此，国际奶业市场上可能存在产业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奶农为抗议奶价过低屡屡爆发所谓的“资本主义倒奶”现象（张艳新等，2015）。中国奶牛养殖和生鲜乳生产是否存在周期性变化？文献中尚无此方面的报道。本文首次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服务于行业生产和管理。

二、中国奶牛周期的提出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奶业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由于产业演化模式差异，我国奶业上下游存在严重的分离问题，上下游的博弈易导致供需错配；同时由于奶牛的繁殖生物周期更长，生鲜乳需求缺口产生的激励与扩产结果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性，导致我国奶牛养殖业可能存在类似于畜牧业周期的波动现象，即多种因素致使的生鲜乳供需错配最终导致了中国奶牛周期现象。

根据后文分析，从2000年到“十四五”末我国奶牛养殖业将经历3轮奶牛周期，每轮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为8～9年，每个周期可进一步细分为4～5年的景气（或上升）阶段 3～4年的调整（或萧条）阶段。中国奶牛周期的典型特征通常表现在奶价起伏波动、扩群的积极性变化、生鲜乳增速变化以及产业政策出台等方面；奶牛周期进一步对奶业生产和行业管理均产生深远影响。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奶牛周期的划分和特征

（一）第1周期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奶牛养殖业大致经历了1～2个完整的产业周期，为简化将其整个划分为第1周期。由于数据有限，此部分仅分析产能增速的变化。

根据《中国奶业史》记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放开了饲料价格管制，取消了“以奶换料”的平价饲料供应政策，但牛奶销售价格改革却不同步，出现了“一头活一头死”的现象；1992年奶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放开了牛奶购销价格；市场化改革和奶业领域的单一公有制被打破，奶牛养殖经营主体出现“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局面（刘成果，2013）。产业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奶牛养殖业进入了一个较为长期的景气阶段，迎来了生鲜乳的高增速；1983—1996年我国牛奶产量从184.5万吨增长到629.4万吨，增长2.4倍，年复合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达到9.9%；奶牛存栏从95.1万头增长到447.0万头，增长3.7倍，CAGR达到12.6%。

在周期调整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奶业经过快速增长之后，不少地区出现区域性、结构性生鲜乳过剩，再加上进口乳制品快速增长，奶价开始下跌（王莉，2008）；奶牛存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下滑，1999年奶牛存栏424.1万头，比1996年下降5.1%，生鲜乳产量也出现较大的起伏波动，见图1。

图1  1983—1999年我国牛奶产量和奶牛存栏变化

（二）第2周期

第2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为2000—2009年，此周期同样可以分为景气和调整两个阶段。

由于奶牛繁殖速度慢，经验数据表明在景气阶段全国奶牛的年自然增长率仅为3%～5%；因此进口奶牛是我国奶牛扩群的两个主要途径之一。进口改良用牛变化趋势可反映奶牛周期中扩群扩产的积极性变化，进口改良用牛变化趋势在中国奶牛周期中呈现规律性波动，见图2。在2000—2006年的景气阶段，进口改良用牛从不足1万头最高增加到2004年的13.2万头，增加10倍以上；2007—2009年的调整阶段，进口改良用牛最低下降到2007年的1.5万头，下降88.9%。

图2  2002—2022年我国进口改良用牛数量的周期性变化

注：2002—2021年数据根据中国奶业年鉴整理，2022年数据为根据中国奶业贸易月报前9个月数据折算。

在生鲜乳增速方面，景气和调整阶段增速呈现明显的高低对比变化。第2周期景气阶段我国牛奶产量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827.4万吨增长到2006年的2 944.6万吨，6年间增长2.6倍，CAGR达到23.5%；而在调整阶段2009年牛奶产量为2 995.1万吨，比2006年仅增长1.7%，CAGR仅为0.6%，接近于0增长，见图3和表1。

图3  2000—2022年我国牛奶产量和牛奶总供给的液态奶当量变化

注：净进口为净进口乳制品折合液态奶的量，其中干乳制品按1:8折算，液体乳制品按1:1折算；2022年数据为根据前9个月数据折算数。

第2周期的拐点可能是发生在2007年，据报道2007年上半年山西、内蒙古等个别地区出现“倒奶杀牛”现象（中国奶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说明生鲜乳已经出现过剩现象。针对调整阶段奶牛养殖的困难局面，2007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奶八条”奠定了此后多年的产业扶持政策方向。

（三）第3周期

第3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设定为2010—2017年。

畜牧业周期最典型的特征应为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涨跌，价格变化是驱动产业盈利能力和扩产积极性的直接因素。由于无法获取较早年份的生鲜乳价格，根据第3周期之后记录的生鲜乳价格数据，分析其在周期的波动行为。在2010—2014年的景气阶段，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以下简称奶牛体系）监测的规模牛场月度奶价，从2010年最低点3.18元/kg上涨到2014年1月最高点4.75元/kg，最大涨幅49.4%，2014年千克奶利润空间（奶价减去成本）达到0.7元，可谓暴利；调整阶段最低点为2017年5月的3.46元/kg，从最高点下跌27.2%，见图4和表1。2017年千克奶利润空间仅为0.21元，奶牛养殖的行业亏损面更是一度超过50%（中国奶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

图4  2008—2022年奶牛体系监测奶价在奶牛周期的波动变化（元/kg）

注：2022年数据为1～9月数据。

生鲜乳价格的周期变化驱动了行业扩群扩产的积极性变化，反映在进口改良用牛方面，景气阶段进口牛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8.8万头增加到2014年的21.5万头，阶段增长144.8%；调整阶段则下降到2017年的7.9万头，阶段下降63.1%。

生鲜乳增速方面，第3周期由于进口乳制品快速增长，消费增量空间基本被进口乳制品挤占，见图3；国内牛奶产量整体波动幅度不大，但从产量的正负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其中两个阶段的差异。2010—2014年的景气阶段，牛奶产量整体仍实现正增长，2014年牛奶产量3 159.9万吨，比2009年增长5.5%；调整阶段牛奶产量整体呈负增长，2017年牛奶产量3 038.6万吨，比2014年下降3.8%。

第3周期奶业调整阶段前后，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着力解决奶业面临的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为奶业制定的法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四）目前正在经历的第4周期

当前我国奶牛养殖业正处在第4周期，时间跨度设定为2018年到“十四五”末。

奶价涨跌方面，第4周期景气阶段，月度奶价从最低点3.46元/kg上涨到2021年的最高点4.33元/kg，上涨25.1%，千克奶利润空间达到0.6元，养殖效益非常好，见图4。目前判断本轮周期繁荣阶段在2021—2022年触顶转入调整阶段，2022年1～9月奶牛体系监测奶价4.21元/kg，已经低于2021年均价，并且下半年奶价表现出“旺季不旺”、反弹无力的特点；其次，2022年我国生鲜乳生产已经出现本轮周期从未有过的长期过剩现象，根据奶牛体系监测，4月份龙头乳企奶源过剩的喷粉比例一度达到收奶量的15%左右，5～9月份过剩比例维持在5%左右。2022—2025年的调整阶段预期奶价呈现震荡下行趋势，可能存在15%左右的下跌空间。

表1  第2～4中国奶牛周期的典型特征参数对比汇总

注：“—”表示无数据。

进口改良用牛方面，景气阶段2018年进口15.7万头，2021年进口36.1万头，比2018年增长130.1%。2022年1～9月进口24.6万头，折合全年在32.8万头左右，低于2021年，未来三年调整阶段最低可能会下降到10～15万头/年。

生鲜乳增速方面，2018年随着新的养殖景气周期的开启和消费升级的到来，我国牛奶产量摆脱了2008年以来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景气阶段实现了较快增长，2022年1～3季度我国牛奶产量增长7.7%，全年若按此增速计算可达到3 967万吨，比2017年增长30.5%，5年间CAGR达到5.5%。调整阶段预计需要逐渐消化前期快速增加的产能和需要部分产能出清，生鲜乳生产预计呈现低速增长。

四、中国奶牛周期的探讨

（一）原因探讨

在经济活动中大部分生产者并非是理性的，研究认为乳制品生产者会对牛奶增产或减产的激励做出反应，却不考虑其他生产者的决定以及对供需总平衡的影响（Hansen and Li，2017）；在美国牛肉市场上完全理性的预期者只有18%，比例较低（Chavas，2000）。研究发现只有35%的受试者可以形成理性预期，而其他人可能偏离理性预期，甚至会出现“系统性错误”（李晓宇，2021）。其次，生物周期是家畜生产波动的重要原因，吴瑛（2011）认为长达13个月的生物周期是猪肉波动的最重要原因；而奶牛自繁扩群的速度较慢，并且依赖进口奶牛扩群，导致奶牛周期跨度更长，表现更为隐蔽。再次，我国牛奶总供给的增速并非是均衡稳定的，2000年以来的CAGR为8.9%，最高增速达到33.6%，最低增速为-5.3%。综上，我国牛奶消费增长具有非均衡性特点，大部分奶牛养殖者受当期供给缺口和奶价上涨的刺激做出扩群增产反应，而奶牛扩群具有更长的滞后性，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生鲜乳供需错配可能是中国奶牛周期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供需错配在第4周期的表现为，在景气阶段，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和居民对牛奶营养的重视程度提高，牛奶消费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8.3%，远超过2008年以来的平均增速4.3%和我国GDP的增速，国内建场和进口种牛积极性高涨。根据荷斯坦杂志社跟踪2020和2021年新开工建设牛场项目的设计产能分别达到135和100万头，同样根据奶牛体系测算，2019—2022年我国规模牛场存栏实现增长30%以上，而同期牛奶总需求增长仅有17%左右；2022年我国生鲜乳产量按7.7%增速计算，1～9月我国进口各类乳制品253.6万吨，同比减少18.6%，按此比例计算2022年牛奶消费增速在2%左右，随着消费增速向均值回归，快速增长的产能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景气周期见顶和随后的产业萧条。

（二）周期更替对产业的积极影响

在产能过剩、不足和价格低迷的周期交替过程中，可以实现技术和生产快速进步，产业垂直整合快速增加（Rausser and Cargill，1970）。中国奶牛周期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周期演化过程中推动了产业素质、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成熟度的不断提升优化。

首先，是奶牛养殖的产业素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奶牛养殖以国有和集体牛场为主，规模化比例很高，个体饲养比例仅占6%；在第1～2奶牛周期，奶源的扩张更多的是以个体散养为主的粗放扩张为主，我国100头以下的散养比例一度超过90%（刘成果，2013）；在第2周期景气见顶阶段，尤其是2008年以后随着全社会推动奶牛养殖的转型升级，规模化比例逐渐提升，2021年已经达到了70%。得益于规模化比例的提升，现代化产业技术得以快速推广应用，最终推动了规模牛场产业素质进步、单产和生鲜乳质量的提高（夏建民等，2021）。

其次，是产业组织模式发生良性变化。一方面是产业链一体化程度提升。西方奶业发达国家奶业成熟的最重要标志是实现产业链一体化组建，比如新西兰的恒天然、荷兰的菲仕兰·坎皮纳都是由国内的大部分奶农控股的国际化公司，一体化能更好的协调产业链资源，调控产能配额和利益分配，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建立强大的护城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奶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上下游大部分产能始终处在分离状态，养殖业处在弱势地位，造成养殖业盈利和产能波动较大，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是我国奶业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最大短板。但在奶业周期更替中奶业的一体化率呈现缓慢提升趋势，根据奶牛体系测算2015年我国龙头乳企可控奶源占收奶比例在25%左右，2022年则提升到40%左右，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

第三，是奶牛养殖业内部结构和生产主体的变化。在第2周期占主体的个体散养在周期调整阶段（2007—2009年）基本转型为养殖小区或退出行业，而养殖小区在2015—2017年第3周期调整阶段再转型为规模牛场或被迫退出，规模牛场已经成为我国商品化生鲜乳生产的绝对主体。由于大牧业集团在融资能力、高学历人才吸引能力、市场谈判地位和新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当前规模奶牛场发展建设已呈现出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中小牛场在未来的周期调整阶段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五、对奶业发展的建议

（一）逐步建立成熟的产业模式

我国奶业发展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未来15～20年再经过2个以上奶牛周期的演化升级，奶业一体化率提升到70%以上，将初步建成利益分配基本合理、产业自发调控能力加强、产业链内部消化高造奶成本、奶牛周期波动更加平缓的现代化成熟奶业。

我国已经不具备西方国家通过奶农组建乳品加工厂完成产业链一体化的土壤和历史机遇。根据作者总结，而是探索建立了我国特色的4种产业链一体化模式。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模式，即下游加工企业向上游新建和并购奶牛场，例如近年来龙头乳企基本并购或控股了国内大型的私有化的奶牛养殖集团。第二种模式是近年来较为流行和具备前景的模式，即牧业和龙头乳企采取交叉持股模式新建奶牛场和乳品厂，以及“以租代建”模式新建奶牛场，实现利益联结的部分绑定，例如宁夏的奶牛养殖集团、河北的牧业集团实现了与乳企合作建设奶牛场和乳品厂。第三是乳企之间的横向并购，从而带动奶源基地并购和整合。第四是奶农和养殖集团自建加工厂，但面临着激烈的销售市场竞争。最后，针对生存能力较弱的中小奶牛场的利益联结一体化尚未破冰的局面，近年来初具雏形的大牧业集团输出技术、人才优势的托管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途径，以及其他途径包括尝试建立类似国外奶业合作社、提高中小牛场市场谈判地位的自治组织。

（二）逐渐提高种养结合比例

由于我国并未设立奶牛场建设的土地配套准入门槛，我国奶牛场的种养结合比例仍处在较低水平，2020年只有51.3%，但也处在缓慢提升过程中（夏建民等，2021）。种养结合不足带来的问题包括青贮价格快速上涨和2021年的大幅缺口，苜蓿干草进口量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粪污消纳困难等问题，从而推动千克奶成本大幅上涨。根据奶牛体系测算，未来我国规模奶牛场存栏发展到800万头，保障优质粗饲料基本自给需要的耕地面积占18亿亩耕地的1.2%，可以认为占比并不高。因此，建议通过产业链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反哺和政策推动等途径承担奶牛场土地流转、租赁的部分成本，推动种养结合持续提升。

（三）善用周期开展经营管理

在微观层面，企业善用行业周期规律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市场上最强大的参与主体依然不能摆脱周期的影响（王祖力，2022）。奶农在制定未来计划时应考虑周期性因素的影响（Bergmann et al.，2015）；大部分生产者都是随波逐流的，仅根据上一期价格做出对市场未来价格变动的简单预期，以逆周期方式响应的生产者可能会赚取更多的利润（Chavas，2000）。在政策方面，在价格高企时采取措施减少新的或原有的生产者进入或返场，将有助于抑制周期循环（Dawson，2009）。

奶牛养殖企业在周期景气末端或拐点，相较于仍然大规模建场、进口奶牛和快速扩张资产负债率的经营决策，控制产能的扩张、提高现金流安全水平可能是更优的选择策略。行业管理部门在调整阶段、养殖效益低迷时对行业进行扶持和补贴，在产业景气度过高阶段对产能扩张适当调控，可能也是更优的选择策略。

六、小结

改革开放后我国奶牛养殖业和生鲜乳生产大致经历了4轮奶牛周期，周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生鲜乳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价格波动带来的奶牛扩群积极性的周期性起伏，最后反映为生鲜乳产能增速的周期性变化。中国奶牛周期的演化并非简单重复，而是推动了代表产业成熟度的一体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养殖产业素质和质量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奶牛周期跨度更长，需要收集更长期的数据，应用经济模型对中国奶牛周期开展进一步分析。

一、引言

农业市场是典型的生产滞后性市场，受生长周期、供需等因素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经常出现规律性的周期性波动，在生猪、肉鸡、肉牛等家畜研究领域中很早就有周期研究的报道（Rausser and Cargill，1970；Chavas，2000；Waugh and Miller，1970），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猪周期现象，受到广泛的研究报道。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即报道了猪周期现象，认为是由于生猪繁殖和生产决策的滞后，导致生猪生产和价格出现3～4年的周期性波动（Coase and Fowler，1935；Dawson，2009）。

目前国内外研究和生产中关于奶牛养殖周期或者生鲜乳生产周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有研究分析了2007—2014年国际牧场联盟（International Farm Comparison Network，IFCN）的乳制品价格波动，认为产业可能存在周期性的循环（Hansen and Li，2017）；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市场上奶价波动存在3年左右的周期震荡行为（Nicholson and Stephenson，2015；Bergmann et al.，2015）。因此，国际奶业市场上可能存在产业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奶农为抗议奶价过低屡屡爆发所谓的“资本主义倒奶”现象（张艳新等，2015）。中国奶牛养殖和生鲜乳生产是否存在周期性变化？文献中尚无此方面的报道。本文首次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服务于行业生产和管理。

二、中国奶牛周期的提出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奶业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由于产业演化模式差异，我国奶业上下游存在严重的分离问题，上下游的博弈易导致供需错配；同时由于奶牛的繁殖生物周期更长，生鲜乳需求缺口产生的激励与扩产结果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性，导致我国奶牛养殖业可能存在类似于畜牧业周期的波动现象，即多种因素致使的生鲜乳供需错配最终导致了中国奶牛周期现象。

根据后文分析，从2000年到“十四五”末我国奶牛养殖业将经历3轮奶牛周期，每轮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为8～9年，每个周期可进一步细分为4～5年的景气（或上升）阶段 3～4年的调整（或萧条）阶段。中国奶牛周期的典型特征通常表现在奶价起伏波动、扩群的积极性变化、生鲜乳增速变化以及产业政策出台等方面；奶牛周期进一步对奶业生产和行业管理均产生深远影响。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奶牛周期的划分和特征

（一）第1周期

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奶牛养殖业大致经历了1～2个完整的产业周期，为简化将其整个划分为第1周期。由于数据有限，此部分仅分析产能增速的变化。

根据《中国奶业史》记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放开了饲料价格管制，取消了“以奶换料”的平价饲料供应政策，但牛奶销售价格改革却不同步，出现了“一头活一头死”的现象；1992年奶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放开了牛奶购销价格；市场化改革和奶业领域的单一公有制被打破，奶牛养殖经营主体出现“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局面（刘成果，2013）。产业政策的调整使我国奶牛养殖业进入了一个较为长期的景气阶段，迎来了生鲜乳的高增速；1983—1996年我国牛奶产量从184.5万吨增长到629.4万吨，增长2.4倍，年复合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达到9.9%；奶牛存栏从95.1万头增长到447.0万头，增长3.7倍，CAGR达到12.6%。

在周期调整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奶业经过快速增长之后，不少地区出现区域性、结构性生鲜乳过剩，再加上进口乳制品快速增长，奶价开始下跌（王莉，2008）；奶牛存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下滑，1999年奶牛存栏424.1万头，比1996年下降5.1%，生鲜乳产量也出现较大的起伏波动，见图1。

图1  1983—1999年我国牛奶产量和奶牛存栏变化

（二）第2周期

第2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为2000—2009年，此周期同样可以分为景气和调整两个阶段。

由于奶牛繁殖速度慢，经验数据表明在景气阶段全国奶牛的年自然增长率仅为3%～5%；因此进口奶牛是我国奶牛扩群的两个主要途径之一。进口改良用牛变化趋势可反映奶牛周期中扩群扩产的积极性变化，进口改良用牛变化趋势在中国奶牛周期中呈现规律性波动，见图2。在2000—2006年的景气阶段，进口改良用牛从不足1万头最高增加到2004年的13.2万头，增加10倍以上；2007—2009年的调整阶段，进口改良用牛最低下降到2007年的1.5万头，下降88.9%。

图2  2002—2022年我国进口改良用牛数量的周期性变化

注：2002—2021年数据根据中国奶业年鉴整理，2022年数据为根据中国奶业贸易月报前9个月数据折算。

在生鲜乳增速方面，景气和调整阶段增速呈现明显的高低对比变化。第2周期景气阶段我国牛奶产量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827.4万吨增长到2006年的2 944.6万吨，6年间增长2.6倍，CAGR达到23.5%；而在调整阶段2009年牛奶产量为2 995.1万吨，比2006年仅增长1.7%，CAGR仅为0.6%，接近于0增长，见图3和表1。

图3  2000—2022年我国牛奶产量和牛奶总供给的液态奶当量变化

注：净进口为净进口乳制品折合液态奶的量，其中干乳制品按1:8折算，液体乳制品按1:1折算；2022年数据为根据前9个月数据折算数。

第2周期的拐点可能是发生在2007年，据报道2007年上半年山西、内蒙古等个别地区出现“倒奶杀牛”现象（中国奶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说明生鲜乳已经出现过剩现象。针对调整阶段奶牛养殖的困难局面，2007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奶八条”奠定了此后多年的产业扶持政策方向。

（三）第3周期

第3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设定为2010—2017年。

畜牧业周期最典型的特征应为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涨跌，价格变化是驱动产业盈利能力和扩产积极性的直接因素。由于无法获取较早年份的生鲜乳价格，根据第3周期之后记录的生鲜乳价格数据，分析其在周期的波动行为。在2010—2014年的景气阶段，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以下简称奶牛体系）监测的规模牛场月度奶价，从2010年最低点3.18元/kg上涨到2014年1月最高点4.75元/kg，最大涨幅49.4%，2014年千克奶利润空间（奶价减去成本）达到0.7元，可谓暴利；调整阶段最低点为2017年5月的3.46元/kg，从最高点下跌27.2%，见图4和表1。2017年千克奶利润空间仅为0.21元，奶牛养殖的行业亏损面更是一度超过50%（中国奶业年鉴编辑委员会，2016）。

图4  2008—2022年奶牛体系监测奶价在奶牛周期的波动变化（元/kg）

注：2022年数据为1～9月数据。

生鲜乳价格的周期变化驱动了行业扩群扩产的积极性变化，反映在进口改良用牛方面，景气阶段进口牛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8.8万头增加到2014年的21.5万头，阶段增长144.8%；调整阶段则下降到2017年的7.9万头，阶段下降63.1%。

生鲜乳增速方面，第3周期由于进口乳制品快速增长，消费增量空间基本被进口乳制品挤占，见图3；国内牛奶产量整体波动幅度不大，但从产量的正负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其中两个阶段的差异。2010—2014年的景气阶段，牛奶产量整体仍实现正增长，2014年牛奶产量3 159.9万吨，比2009年增长5.5%；调整阶段牛奶产量整体呈负增长，2017年牛奶产量3 038.6万吨，比2014年下降3.8%。

第3周期奶业调整阶段前后，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着力解决奶业面临的供需结构不平衡、产业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为奶业制定的法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四）目前正在经历的第4周期

当前我国奶牛养殖业正处在第4周期，时间跨度设定为2018年到“十四五”末。

奶价涨跌方面，第4周期景气阶段，月度奶价从最低点3.46元/kg上涨到2021年的最高点4.33元/kg，上涨25.1%，千克奶利润空间达到0.6元，养殖效益非常好，见图4。目前判断本轮周期繁荣阶段在2021—2022年触顶转入调整阶段，2022年1～9月奶牛体系监测奶价4.21元/kg，已经低于2021年均价，并且下半年奶价表现出“旺季不旺”、反弹无力的特点；其次，2022年我国生鲜乳生产已经出现本轮周期从未有过的长期过剩现象，根据奶牛体系监测，4月份龙头乳企奶源过剩的喷粉比例一度达到收奶量的15%左右，5～9月份过剩比例维持在5%左右。2022—2025年的调整阶段预期奶价呈现震荡下行趋势，可能存在15%左右的下跌空间。

表1  第2～4中国奶牛周期的典型特征参数对比汇总

注：“—”表示无数据。

进口改良用牛方面，景气阶段2018年进口15.7万头，2021年进口36.1万头，比2018年增长130.1%。2022年1～9月进口24.6万头，折合全年在32.8万头左右，低于2021年，未来三年调整阶段最低可能会下降到10～15万头/年。

生鲜乳增速方面，2018年随着新的养殖景气周期的开启和消费升级的到来，我国牛奶产量摆脱了2008年以来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景气阶段实现了较快增长，2022年1～3季度我国牛奶产量增长7.7%，全年若按此增速计算可达到3 967万吨，比2017年增长30.5%，5年间CAGR达到5.5%。调整阶段预计需要逐渐消化前期快速增加的产能和需要部分产能出清，生鲜乳生产预计呈现低速增长。

四、中国奶牛周期的探讨

（一）原因探讨

在经济活动中大部分生产者并非是理性的，研究认为乳制品生产者会对牛奶增产或减产的激励做出反应，却不考虑其他生产者的决定以及对供需总平衡的影响（Hansen and Li，2017）；在美国牛肉市场上完全理性的预期者只有18%，比例较低（Chavas，2000）。研究发现只有35%的受试者可以形成理性预期，而其他人可能偏离理性预期，甚至会出现“系统性错误”（李晓宇，2021）。其次，生物周期是家畜生产波动的重要原因，吴瑛（2011）认为长达13个月的生物周期是猪肉波动的最重要原因；而奶牛自繁扩群的速度较慢，并且依赖进口奶牛扩群，导致奶牛周期跨度更长，表现更为隐蔽。再次，我国牛奶总供给的增速并非是均衡稳定的，2000年以来的CAGR为8.9%，最高增速达到33.6%，最低增速为-5.3%。综上，我国牛奶消费增长具有非均衡性特点，大部分奶牛养殖者受当期供给缺口和奶价上涨的刺激做出扩群增产反应，而奶牛扩群具有更长的滞后性，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生鲜乳供需错配可能是中国奶牛周期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供需错配在第4周期的表现为，在景气阶段，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和居民对牛奶营养的重视程度提高，牛奶消费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8.3%，远超过2008年以来的平均增速4.3%和我国GDP的增速，国内建场和进口种牛积极性高涨。根据荷斯坦杂志社跟踪2020和2021年新开工建设牛场项目的设计产能分别达到135和100万头，同样根据奶牛体系测算，2019—2022年我国规模牛场存栏实现增长30%以上，而同期牛奶总需求增长仅有17%左右；2022年我国生鲜乳产量按7.7%增速计算，1～9月我国进口各类乳制品253.6万吨，同比减少18.6%，按此比例计算2022年牛奶消费增速在2%左右，随着消费增速向均值回归，快速增长的产能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景气周期见顶和随后的产业萧条。

（二）周期更替对产业的积极影响

在产能过剩、不足和价格低迷的周期交替过程中，可以实现技术和生产快速进步，产业垂直整合快速增加（Rausser and Cargill，1970）。中国奶牛周期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周期演化过程中推动了产业素质、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成熟度的不断提升优化。

首先，是奶牛养殖的产业素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奶牛养殖以国有和集体牛场为主，规模化比例很高，个体饲养比例仅占6%；在第1～2奶牛周期，奶源的扩张更多的是以个体散养为主的粗放扩张为主，我国100头以下的散养比例一度超过90%（刘成果，2013）；在第2周期景气见顶阶段，尤其是2008年以后随着全社会推动奶牛养殖的转型升级，规模化比例逐渐提升，2021年已经达到了70%。得益于规模化比例的提升，现代化产业技术得以快速推广应用，最终推动了规模牛场产业素质进步、单产和生鲜乳质量的提高（夏建民等，2021）。

其次，是产业组织模式发生良性变化。一方面是产业链一体化程度提升。西方奶业发达国家奶业成熟的最重要标志是实现产业链一体化组建，比如新西兰的恒天然、荷兰的菲仕兰·坎皮纳都是由国内的大部分奶农控股的国际化公司，一体化能更好的协调产业链资源，调控产能配额和利益分配，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建立强大的护城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奶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上下游大部分产能始终处在分离状态，养殖业处在弱势地位，造成养殖业盈利和产能波动较大，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是我国奶业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最大短板。但在奶业周期更替中奶业的一体化率呈现缓慢提升趋势，根据奶牛体系测算2015年我国龙头乳企可控奶源占收奶比例在25%左右，2022年则提升到40%左右，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

第三，是奶牛养殖业内部结构和生产主体的变化。在第2周期占主体的个体散养在周期调整阶段（2007—2009年）基本转型为养殖小区或退出行业，而养殖小区在2015—2017年第3周期调整阶段再转型为规模牛场或被迫退出，规模牛场已经成为我国商品化生鲜乳生产的绝对主体。由于大牧业集团在融资能力、高学历人才吸引能力、市场谈判地位和新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当前规模奶牛场发展建设已呈现出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中小牛场在未来的周期调整阶段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五、对奶业发展的建议

（一）逐步建立成熟的产业模式

我国奶业发展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未来15～20年再经过2个以上奶牛周期的演化升级，奶业一体化率提升到70%以上，将初步建成利益分配基本合理、产业自发调控能力加强、产业链内部消化高造奶成本、奶牛周期波动更加平缓的现代化成熟奶业。

我国已经不具备西方国家通过奶农组建乳品加工厂完成产业链一体化的土壤和历史机遇。根据作者总结，而是探索建立了我国特色的4种产业链一体化模式。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模式，即下游加工企业向上游新建和并购奶牛场，例如近年来龙头乳企基本并购或控股了国内大型的私有化的奶牛养殖集团。第二种模式是近年来较为流行和具备前景的模式，即牧业和龙头乳企采取交叉持股模式新建奶牛场和乳品厂，以及“以租代建”模式新建奶牛场，实现利益联结的部分绑定，例如宁夏的奶牛养殖集团、河北的牧业集团实现了与乳企合作建设奶牛场和乳品厂。第三是乳企之间的横向并购，从而带动奶源基地并购和整合。第四是奶农和养殖集团自建加工厂，但面临着激烈的销售市场竞争。最后，针对生存能力较弱的中小奶牛场的利益联结一体化尚未破冰的局面，近年来初具雏形的大牧业集团输出技术、人才优势的托管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途径，以及其他途径包括尝试建立类似国外奶业合作社、提高中小牛场市场谈判地位的自治组织。

（二）逐渐提高种养结合比例

由于我国并未设立奶牛场建设的土地配套准入门槛，我国奶牛场的种养结合比例仍处在较低水平，2020年只有51.3%，但也处在缓慢提升过程中（夏建民等，2021）。种养结合不足带来的问题包括青贮价格快速上涨和2021年的大幅缺口，苜蓿干草进口量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粪污消纳困难等问题，从而推动千克奶成本大幅上涨。根据奶牛体系测算，未来我国规模奶牛场存栏发展到800万头，保障优质粗饲料基本自给需要的耕地面积占18亿亩耕地的1.2%，可以认为占比并不高。因此，建议通过产业链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反哺和政策推动等途径承担奶牛场土地流转、租赁的部分成本，推动种养结合持续提升。

（三）善用周期开展经营管理

在微观层面，企业善用行业周期规律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市场上最强大的参与主体依然不能摆脱周期的影响（王祖力，2022）。奶农在制定未来计划时应考虑周期性因素的影响（Bergmann et al.，2015）；大部分生产者都是随波逐流的，仅根据上一期价格做出对市场未来价格变动的简单预期，以逆周期方式响应的生产者可能会赚取更多的利润（Chavas，2000）。在政策方面，在价格高企时采取措施减少新的或原有的生产者进入或返场，将有助于抑制周期循环（Dawson，2009）。

奶牛养殖企业在周期景气末端或拐点，相较于仍然大规模建场、进口奶牛和快速扩张资产负债率的经营决策，控制产能的扩张、提高现金流安全水平可能是更优的选择策略。行业管理部门在调整阶段、养殖效益低迷时对行业进行扶持和补贴，在产业景气度过高阶段对产能扩张适当调控，可能也是更优的选择策略。

六、小结

改革开放后我国奶牛养殖业和生鲜乳生产大致经历了4轮奶牛周期，周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生鲜乳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价格波动带来的奶牛扩群积极性的周期性起伏，最后反映为生鲜乳产能增速的周期性变化。中国奶牛周期的演化并非简单重复，而是推动了代表产业成熟度的一体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养殖产业素质和质量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奶牛周期跨度更长，需要收集更长期的数据，应用经济模型对中国奶牛周期开展进一步分析。